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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1期丨上海二中院发布电信诈骗、车辆租赁合同纠纷等案件审判白皮书

发布时间:2022-10-04 02:56:58 来源:188金宝慱亚洲体育官网 作者:188bet金宝搏官网登录

  阐释、交流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整理类案裁判思路,推送相关执法意见,解读法律精神和司法理念。

  电信网络诈骗是随着电信通讯和互联网的普及而催生出的一种新型诈骗类型,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固定电话、手机、互联网等通讯工具,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向社会公众设置骗局,远程骗取公众财产的犯罪,其与传统诈骗犯罪的区别在于非接触性和隐蔽性。近年来,“互联网+”产业新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诈骗活动提供了契机,诈骗犯罪者利用虚拟网络实施犯罪,行为更加隐蔽,给案件侦破工作带来极大难度,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当前,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法愈加老练的背景下,系统分析该类案件特点,结合现有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实践经验,提出有针对性的侦防对策对于有效打击治理该类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十分必要。现将我院2017至2020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审判情况通报如下:

  2017至2020年,我院共审结一、二审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7件,涉及被告人200余人,被害人达千余人,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7000余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其中:2017年4件,涉案金额180余万元;2018年5件,涉案金额近200万元;2019年8件,涉案金额近1700万元;2020年10件,涉案金额5000余万元,其中一件的涉案金额达3500万余元。上述27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平均每件涉案金额250余万元。(历年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变化见下图)

  纵观近四年来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行为人的犯罪手段一开始主要为电话通讯诈骗,随着公安机关对此类犯罪手段宣传力度的加大,群众对此类犯罪手段认识水平提高,防范意识增强,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也随之迭代升级,由传统的话术型向网络智能型转变;由传统的诱骗被害人转账向通过网络智能终端获取被害人信息和诱骗被害人点击木马链接、下载不明软件等形式转变;由被害人能够获取到一定的诈骗者身份信息向被害人茫然无知的态势转变。随着当前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个人信息的泄露,电信网络诈骗由广撒网式的盲骗向精准化诈骗转型,被害人愈加容易轻信和上当。如一起利用网络贷款APP针对特定借款群体精准诈骗的案件,被告人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向一些正规途径申请贷款遭拒的客户群体发送信息,推销诈骗软件,诱骗被害人在手机上下载该团伙自行开发的APP,通过提示安装、输入短信验证码、预先缴纳手续费的形式骗取钱款,被害人往往在等待数月,没有贷款审批成功的情况下才幡然醒悟,但为时已晚。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的普及,近年来的电信网络诈骗打破了国界的限制,为了逃避侦查打击,犯罪分子选择将诈骗窝点转移到老挝、缅甸、马来西亚等入境门槛低且生活成本相对低廉的国家,使得犯罪主体、犯罪行为境外化,增加了侦破难度。另一方面,电信网络诈骗不再是单打独斗或少量人聚集在一起行骗的形式,而是呈现出团伙化、集团化趋势,诈骗团体内部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设计诈骗方案、收集对象信息、配备犯罪工具、转移赃款等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甚至会进行针对性的岗前培训。如黄某等诈骗案中,被告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成立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集团,该诈骗集团通过话术培训、配发手机及微信号码、制定基本工资和提成规则,并设置总监、代理、督查、组长、业务员等岗位,安排业务员通过聊天软件搭识被害人,以虚构的身份与被害人聊感情骗取信任,随后向被害人发送APP链接并诱导被害人充值,通过阻止提现或者后台控制输赢等方式骗取被害人钱款,共骗得人民币150余万元。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一种“非接触式”犯罪,犯罪分子无须和被害人见面即可让其陷入预先设好的圈套。在传统的利用电话通信进行话术型诈骗犯罪案件中,被害人尚能提供电话号码、对方口音、转入款项的账号、对方发来的一些文件等痕迹线索,且侦查机关可以根据电信服务商的基站信息确定犯罪行为地,从而进一步展开侦破工作。但随着网络智能化设备的普及,相关电信网络诈骗遗留的有价值痕迹愈加稀少,经过多层嵌套之后,网络地址与实际物理地址的匹配度愈加偏离,依靠传统的侦查方式,很难准确定位电信网络诈骗窝点。尤其是在租用国(境)外网络服务器愈加容易的情况下,国内的侦查机关如没有相关境外的司法协助,很难查清电信网络诈骗的窝点所在,更难以直接实施抓捕行动,侦破难度很大。

  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被害人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体,专业化分工明显,犯罪分子通常盗用他人的身份证件或用虚假身份证件在多家银行开户,诈骗得手后会迅速借助大量的银行卡将巨额赃款层层分解,而且负责将赃款提现的人员往往分散在世界各地,导致资金流向十分复杂,给侦查机关破案和追赃带来极大难度。因此,针对此类犯罪,传统的查封扣押冻结流程已经不能对此进行有效处置,被害人的追赃挽损工作愈加困难。另一方面,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中,被害人通常是涉众型的,虽然涉案总金额相当可观,但每个人可能被诈骗的数额不大。正因为每个被害人损失金额不大,大多不愿意浪费精力报警,这就导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利用此种心理,针对多区域、不同人群实施多轮诈骗活动。而由于没有警情发生,公安机关对此未必早期掌握,导致此类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可以长期潜伏、长期渗透实施,危害更加严重。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上下游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言而喻,已经成为近年来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和侵犯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社会毒瘤,对此类案件进行准确分析,寻找并剖析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主要抓手,更是对此科学施策的重要依据。具体分析来看,上述难点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电信网络诈骗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在于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和形式会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从最初使用电话通讯、诈骗到使用钓鱼网站、木马病毒诈骗,再到现在的利用伪基站、变号软件、即时通讯工具等实施诈骗,多变的犯罪形式让民众防不胜防。物联网、人工智能、快捷支付等新型网络技术的涌现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变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每一种新型“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都要经历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就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了土壤。在信息网络时代,社会的快速转型发展加深了每个人固有的好奇心和趋利心理,但社会公众相对于诈骗犯罪分子来说,在专业知识和信息掌控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绝大部分使用新型设备、程序的民众对其运行原理、交易过程知之甚少,犯罪分子正好利用这一漏洞来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使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愿”转移财产。要想在诈骗和反诈骗的博弈中占据上风,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有利方面来加固反诈骗体系,尽可能压缩犯罪活动的可利用空间。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电信、银行、网络等行业监管上存在的漏洞也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的原因之一。目前,非实名认证的电话号码仍然大量存在,外部非法网络接入电信通道的成本低廉,使得犯罪分子可以通过伪基站、变号软件冒充他人身份进行诈骗。其次,银行卡的申领认证程序不完善,使用虚假身份证件办理银行卡的情形不在少数,人证不一、一人多卡使得诈骗犯罪分子可以在电信诈骗得手后迅速将赃款分散转出、提现,降低赃款转移的风险,逃避监测的同时也加大了追赃难度。此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趋利倾向也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了方便。在网络时代,信息网络早已深入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学习、社交等各个方面,受利益驱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监管职责,怠于履行审查义务,放纵非法用户存在;忽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保障,造成个人信息泄露,甚至为获益主动向他人提供所收集到的公民个人信息。

  传统的电信网络诈骗是使用电话加诈骗话术的方法,诱导被害人向特定账号汇款,不需要较高的科技运用能力。而现在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犯罪分子往往具备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反侦查能力,他们运用现代网络通信技术和快捷支付手段,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完成巨大数额的诈骗,并且留给公安机关的电话、账户等线索信息都是虚假的。从行为方式上来看,犯罪分子会将移动电话运用改号软件显示虚拟号码,还会在登录网络时寻找异地或跨国代理服务器,经多次中转覆盖原始IP地址,传统的电话号码逆向呼叫追踪、手机信号定位以及解析域名地址的侦查手段已经无法有效收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证据。而且犯罪监管链条上涉及的电信、公安、金融等重点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无法及时、迅速地针对电信网络诈骗行为采取系统性侦防措施,通常当网络或电信监管部门发现诈骗行为再报告给公安机关,等公安机关反应时相关的诈骗行为早已完成,交易数据也已被格式化。因此,有必要建立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防体系,同时引进专业技术人才,提高侦查水平。

  由于国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力度持续加大,诈骗组织在国内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限缩,在此条件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利用网络无国界、管辖有界限的现实将诈骗的关键环节转移到境外。而目前我国在区际司法协助和国际执法合作领域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司法协作机制不完善,即使在已经建立了司法协助制度的国家之间,从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国内公安到境外办案,前期需要履行复杂的行政审批手续,会延宕侦查和抓捕时机,给犯罪嫌疑人转移窝点或者销毁证据等留下可乘之机,时效性无法保证。而且只有公安部一个跨境对接途径,会导致最了解案情的基层办案人员无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上下沟通过程中容易遗漏重要信息和线索。除此之外,侦查过程中配合上的技术障碍,以及金融、司法体制上的差异性都会导致跨境案件侦查合作效能低下,无法及时、有效固定证据和追赃止损,案件侦破率将大打折扣。

  当前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度专业化、组织分工严密,每一个被害人面对的都是一个精密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被害人处于明显的信息和技术手段劣势。因此,为了有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有必要将工作重心前移至预防环节,形成预防——侦破——打击——追赃挽损全链条、体系化应对机制和策略。

  面对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花样繁多且愈发隐蔽的挑战,公安机关急需更新办案思路,借助先进科技手段提升侦查能力。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第三方支付、网络转账等高效资金流动方式越来越普及,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不仅需要加大力度全面打击,更需要精准打击、以快制胜。在此背景下,公安机关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侦办平台,抽调各领域的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构建网警、治安、经侦等多警种参与的工作模式,定期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议,统一证据标准和法律适用。同时深入分析研判国内外案例,对案件类型、作案手法和侦破经验等进行系统总结,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云储存等建立打击模型并不断丰富完善,大力提升侦查能力,做到每案必研、大案必破。同时为了建立追赃挽损长效机制,必须注重前期预警平台的使用和完善,各地反诈中心要与金融、网络等监管部门打通信息壁垒,发现警情时及时推送预警信息,派出所同步快速进行精准劝阻,第一时间阻断资金流转,避免造成财产损失,将犯罪扼杀在摇篮里。

  目前要全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仅将视野局限在国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建立跨境侦查、追赃合作机制。从近年来查获的大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来看,犯罪团伙往往将窝点设置在境外,特别是一些东南亚国家来逃避侦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彻底打击境外诈骗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我国政府有必要与他国,特别是接壤的东南亚国家建立全方位、深层次的专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合作机制,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探讨建立电子信息共享、交流平台,在法律和协议框架内探索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简化跨境办案申报、审批流程,建立健全联合执法侦查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操作流程,全面开展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立案侦查、情报交流、罪犯抓捕、冻结赃款等警务合作,形成国际区域间共同打击合力,破解沟通、管辖的瓶颈,全面提升打击、治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时效性、有效性,最大限度压缩犯罪空间。

  患者知情同意权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对患者知情同意权条款进行了修正规定,患者知情同意权得到更为明确、切实的保障。本文旨在通过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我院)2016年-2020年(以下简称近五年)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案件审理情况进行统计、梳理和分析,解读案件审理现状、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以期统一此类案件的裁判思路,应对司法实践中的难点、堵点,使患者知情同意权得到有效保障,同时助力医疗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审结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共262件,其中,涉患者知情同意权纠纷案件88件,占比33.59%。通过图一显示的两类案件审结数量,可知我院每年审结的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纠纷案件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比例为:2016年占比37.97%,2017年占比22.64%,2018年占比34.92%,2019年占比26.67%,2020年占比43.24%。由此可见,近五年中有3年的占比均在30%以上,尤其是2020年更达到43.24%。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总体结案数量相对锐减的情形下,涉患者知情同意权纠纷案件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的百分比呈现不减反增的趋势。其原因在于,患者对医疗服务要求不断提高,自身权益维护意识逐步提升,患者知情同意权纠纷逐渐成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的常见现象,且在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及医疗损害鉴定中,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逐渐成为关注重点。

  审结的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二审案件涉及的一审法院呈现分布不均衡的特征。从图二可见,杨浦法院、黄浦法院、静安法院审结的此类案件数量远在其他各区之上,其主要原因在于各辖区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上述三个法院辖区内的医疗机构相对较多,医疗技术条件相对优越,就诊患者集中,就诊患者人数相对较多,故其涉患者知情同意权案件的数量就会相应较多。

  从图三可见,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案件涉及的医院等级分布不均衡,三甲医院数量远超其他医院。这与三甲医院接诊量大、部分医院重视保护患者知情同意权意识不够到位、患者就诊时预期较高等因素密切相关。另外,当患者多次转院,涉及多个医疗行为,患者以上述医疗行为共同侵害其权益为由诉至法院时,同一案件可能涉及多家等级不同的医院,故图三所涉医院总数超过审结的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案件总数。

  审结的88件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案件中,仅有2件未经过医疗损害鉴定,占比2.27%;有38件经过区、市两级医学会的医疗损害鉴定,占比43.18%;有48件经过区或市医学会的一次医疗损害鉴定,占比54.54%。存在重新鉴定的38件案件中,鉴定意见一致的有25件,占比65.79%;鉴定意见不一致的有12件,占比31.58%;判决书中未列明第一次鉴定意见结论的有1件,占比2.63%。鉴定意见不一致时,所有案件均采信市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作出裁判。

  审结的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案件中,除去2件未经过医疗损害鉴定的案件,在所有经过医疗损害鉴定的86件案件中,鉴定意见为不构成对患者人身损害的有59件,占比68.60%;鉴定意见为构成对患者人身损害的有27件,占比31.39%。其中,鉴定意见明确医方承担轻微责任的有13件,占比15.12%;承担次要责任的有4件,占比4.65%;承担对等责任的有1件,占比1.16%;承担主要责任的有5件,占比5.81%;承担完全责任的有4件,占比4.65%。

  1.手术、化疗、检查、麻醉等医疗行为实施前风险强调不足,21件。例如,针对老年人、婴幼儿等身体基础状况较差的患者未着重强调医疗行为可能存在的高风险,对不同患者术前影响学显示的病情未具体告知等,致使患者对医疗行为预期较高,对不良后果发生的心理准备不足。

  2.病情的现状、发展趋势、变化等状况未全面如实告知,18件。如患者病情凶险变化、化疗或术后出现严重副反应或并发症时,未及时告知患者及家属病情的危重性,使患者对病情过于乐观。

  3.医疗行为内容告知不全面充分,16件。首先,医疗行为的可行性、必要性、具体方式、范围等告知不充分,4件。如未告知患者手术切除肿瘤的范围、大小、是否全切等,导致患者需二次手术;其次,医疗行为变更时告知不足,4件。如医方术前对病情预估不足,术中遇到意外状况需临时变更手术方案或麻醉方式时,未告知且征得患者家属同意;最后,不同医疗行为解释不足,8件。如手术和保守治疗的利弊风险告知不足、未告知患者替代医疗方案或可选择的治疗方案,影响患者选择治疗方式。

  4.病情预后或医疗行为效果沟通不足,14件。未向患者全面解释医疗行为实施后的病情预后,对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后遗症等告知不足,致使患者对医疗行为效果评判标准与医方理解存在差异,产生严重心理落差。如医疗美容手术受现有技术条件所限,难以完全达到个性化的美学要求,更需医方充分告知患者手术效果。

  5.医嘱告知不详细,13件。门诊、急诊或体检时,若患者出现临床症状、异常检查报告或数据等,医方未在医嘱中详细告知其需进一步检查、随访、术后复查、用药等事项。

  6.医疗用品使用前风险告知不足,6件。包括使用药品、医疗器械、美容填充剂等医疗用品前,未充分告知患者临床过敏反应或副作用等风险。

  7.对患者护理注意事项告知不足,3件。如未告知孕晚期孕妇注意胎动的重要性,留院观察期间未告知家属照顾患儿的特殊要求,未详细说明白内障患者术后为避免感染在清洁、沐浴等方面的注意事项。

  8.未具体列明告知不足事项的,11件。该类案件的鉴定意见书或裁判文书中仅概括性说明医方存在与患者沟通解释不足或欠详细的医疗过错,但对具体内容欠说明。

  有些案件会涉及上述一种或几种情况,故上文统计的各类型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案件总数超过我院近五年实际审结的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案件数量。

  审结的88件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案件中,有83件系法院采信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对案涉因果关系进行认定,其中认定医方告知说明不足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有18件,占比21.69%,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有65件,占比78.31%。除去上述83件案件,另有5件系法院认定医方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包括:1.有2件未经过医疗损害鉴定,法院通过一般社会常理推定不存在因果关系;2.有3件虽经过医疗损害鉴定,鉴定意见中亦认定医方存在告知说明不足行为,但未明确该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法院认定案涉因果关系不成立。

  1.判决医方承担一定比例赔偿责任,28件,占比31.82%。其中存在过错医疗行为的有23件,占比26.14%。其中不存在过错医疗行为的有5件,占比5.68%,此时鉴定意见均明确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方责任程度为轻微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医方承担10%赔偿责任的有2件,承担15%赔偿责任的有2件,承担20%赔偿责任的有1件,且二审法院对该责任比例均未变更;

  2.判决医方负担部分或全部鉴定费,21件,占比23.86%。该类案件均不存在过错医疗行为,且鉴定意见明确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3.判决医方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等特定数额钱款,19件,占比21.59%。其中存在过错医疗行为的有7件,占比7.95%。其中不存在过错医疗行为的有12件,占比13.64%,该类案件中有1件未经过医疗损害鉴定,但法院认定医方对其医疗行为风险强调不足,影响患者手术意愿及选择,判决医方赔偿4万元,其余案件中鉴定意见明确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法院判决金额一般在3万元以内不等,仅1件一审法院判决医方赔偿8万元,二审法院以调解方式降低该金额;

  4.准许医方自愿补偿患者特定数额钱款,13件,占比14.77%。其中存在过错医疗行为的有2件,占比2.27%,不存在过错医疗行为的有11件,占比12.50%。该类案件鉴定意见均明确过错医疗行为、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5.驳回患者诉讼请求,13件,占比14.77%。该类案件均不存在过错医疗行为,且鉴定意见明确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同一类案件的一审判决可能会涉及上述一种或多种结果,故上述统计的案件总数超过我院近五年审结的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案件总数。

  对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案件二审裁判结果的分析可从侧面印证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对裁判结果的影响,梳理如下:维持原判76件,占比86.36%;调解4件,占比4.55%;撤诉4件,占比4.55%;发回重审2件,占比2.27%,其中一件系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另一件系发生原告死亡的特殊情况;改判2件,占比2.27%,其中一件系赔偿费用计算错误,另一件系二审法院认定医方的过错医疗行为虽与患者死亡无因果关系,但对患者病情产生消极影响,故改判增加赔偿费用。

  由于医方诊疗行为具有专业性,法院在判断该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时,需依赖专业知识、经验、技术及临床鉴别能力。医疗损害鉴定意见系专家根据临床诊疗规范及实践经验,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具有较强证明力。故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法院一般以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依据,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案件中亦是如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依赖医疗损害鉴定判断是否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困境。

  上文数据显示,审结的88件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案件中,有86件经过医疗损害鉴定,且法院均通过鉴定判定是否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在未经鉴定的2件案件中,1件系患者拒绝鉴定,但相关鉴定机构出具专家咨询意见载明医方存在风险强调不足、沟通欠充分的问题,法院据此酌定医方赔偿4万元;1件系因送鉴材料未见人身损害后果,医学会出具《暂不受理鉴定通知》,后鉴定机构出具专家咨询意见,该意见虽未认定医方存在过错,但该案审理中,医方自认未与患者做好解释说明工作致使其多支付相关费用,故同意补偿相应费用,法院判决予以准许。上述分析可见,即便是未经过鉴定的2件案件,法院仍然会借助专家咨询意见来判定是否存在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法院的自主裁量权有待有效发挥。

  在判断医方行为是否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时,《民法典》第1219条对医方告知说明义务增加了“具体”的要求,但对该“具体”要求的理解以及如何判定医方行为未符合该“具体”要求,尚存争议。司法实践中,由于法院依赖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对案涉行为的性质及因果关系进行判定,对于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司法认定标准尚缺乏分析认定。

  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的认定缺乏统一标准亦表现为此类行为类型化分析的缺失。《民法典》第1219条规定,患者知情同意权涉及的内容包括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此处的“等”字表明不排除出现其他情形。上文数据显示,实践中医方存在如下几方面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医疗行为实施前风险强调不足、病情状况未全面如实告知、医疗行为内容告知不全面充分、就病情预后或医疗行为效果沟通不足、医嘱告知不详细、医疗用品使用前风险告知不足、对患者护理注意事项告知不足。对比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多样情形,上述立法规定稍显单薄。立法和司法实践未就上述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情形结合行为认定标准进行类型化分析,影响法院对医患双方举证行为的合理引导,对涉案行为违法性、涉案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判定。

  上文数据显示:1.若医疗损害鉴定意见明确医方仅存在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且该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时鉴定意见明确的医方责任程度未突破轻微责任,法院判定医方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在10%-20%不等;2.若医疗损害鉴定意见明确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明确了医方的责任程度,此时法院采信鉴定意见确定医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比例时是否需要考虑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对裁判尺度的影响,尚存争议,司法实践中往往对此忽略考虑,个别案件会在确定医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同时要求其负担鉴定费;3.若医疗损害鉴定意见明确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且该例不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方式一般表现为准许医方补偿或赔偿患者一定数额钱款、负担鉴定费、驳回患者诉讼请求等。对于具体赔偿数额标准与依据的明确性,尚待进一步统一。

  《民法典》第1219条规定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损害责任构成要件为:存在医疗过错、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区别于一般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案件在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的适用方式上存争议。

  一方面,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标准不统一、严重精神损害的裁判尺度难以把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解释》)第17条中所指的“患者人身损害”是否等同于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中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尚存争议。司法裁判往往依据“未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鉴定意见驳回诉请。另外,就此类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标准及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裁判方式不统一。例如,法院认定医方行为未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个别案件中仍会判令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再如,鉴定意见明确医方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患者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诉请,个别案件未予支持的说理尚不充分,或仅概括性地判令医方负担鉴定费或给付一定数额钱款,对该钱款性质未予明确。

  另一方面,因果关系的自由裁量存在争议。鉴定意见中列明的因果关系与案件本身的因果关系是否等同,尚存争议。尤其当鉴定意见明确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无因果关系时,裁判方式不尽相同:1.根据鉴定意见,驳回患者全部诉请;2.结合具体案情,突破鉴定意见,认定该案因果关系成立,判决医方对其告知说明不足行为承担赔偿责任;3.根据鉴定意见驳回患者诉请,同时判令医方负担鉴定费、准许其补偿一定数额钱款。

  鉴定意见系从临床医学角度作出的判断,并非法院判定医方责任的唯一、最终证据,审判实践中需结合个案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中对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部分的分析说明相较于对医疗行为的分析更为通俗易懂,上文的案件数据分析亦显示侵害患者知情同意行为可被归纳分类、通俗理解,故判断医方是否存在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时,应适度发挥自由裁量权,在鉴定意见对此未涉及或无鉴定意见时,倘若患者提出医方侵害其知情同意权,法院可根据举证规则,合理引导医患双方就该争议焦点举证,并作出相应裁判。

  《民法典》第1219条规定医方取得患者的同意不再要求“书面”形式,但应取得患者“明确”同意,即不再要求同意的形式,但强调同意的内容需有明确同意的意思表示。司法实践中,医疗损害鉴定的送鉴材料大多以书面形式呈现,鉴定机构一般通过对书面送鉴材料的分析判定是否存在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故《民法典》的上述修正规定细化了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告知程序、告知内容、告知标准,也提示医患双方在特殊医疗场景下,对能够反映告知过程的有关证据材料予以固定保存,法院则可充分发挥裁判引导作用,引导医患双方对此举证,并结合个案案情,判定医方是否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

  《民法典》第1219条要求医方履行说明义务的方式需“具体”,即要求医方针对不同患者的不同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以通俗易懂方式向患者具体告知说明,不得采取格式化且笼统含糊的形式。《民法典》确定的“具体”说明要求是否系立法层面确定的认定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的标准,对此应予以肯定,且该具体说明的标准需建立在对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类型化分析的基础上。

  具体而言,一方面,需在司法裁判中秉持具体说明的标准去衡量医方行为是否涉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且该具体说明的标准应考量患者身体状况(如年老、年幼或特殊体质的患者)、病情、医疗措施的差异性与个性化,同时说明方式需考虑患者的理解能力。另一方面,可结合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类型化分析,具体化上述具体说明的标准。上文数据显示,司法实践中的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病情方面,包括病情的现状、发展趋势、变化、个体化表现等未如实、全面告知患者;另一类是医疗措施方面,包括医疗行为实施前或医疗用品使用前风险强调不足,医疗行为的可行性、必要性、具体方式、范围、变化、不同医疗行为的对比分析等具体内容告知不足,医疗行为实施中或结束后对患者护理注意事项、随访、用药、检查、复查等医嘱内容告知不详细。在立法规定欠详细时,司法实践可在上述标准化认定和类型化分析的基础上,兼顾个体化差异,判定案涉医方行为是否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进而结合损害后果及其严重程度,具体判定医方承担赔偿责任的尺度和方式。

  需注意的是,当鉴定意见明确医方同时存在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与过错医疗行为,但仅有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院采信鉴定意见确定的医方责任程度来判定医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时,同样应考虑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对患者造成的损害后果,综合判定医方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一方面,规范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认定。司法裁判中确定的患者人身权益损害,不可拘泥于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中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前者人身权益涵盖的范围更广,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此类人身权益受损时均可能涉及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同时,在适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司法解释》第17条时,应结合《民法典》第1183条进行体系解释,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应以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且存在严重精神损害为前提,同时应从严把握严重精神损害的标准。法院应就是否符合赔偿精神损害的条件充分释法析理,并在裁判结果中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另外,《民法典》第1034条从人格权保护角度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规定,其中涉及的健康信息与本文密切相关。区别于一般个人信息,个人对其健康信息的知情多来源于医方的告知说明,上述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为本文争议探讨提供新的思路。

  另一方面,发挥因果关系判断的自由裁量权。如前所述,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行为的损害后果范围远大于鉴定意见中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害,故鉴定意见中列明的因果关系不能等同于案件本身的因果关系。有观点指出,此类案件的因果关系判断需考虑以下两个因素:第一,客观标准,即客观上告知说明不足行为造成人身损害、精神损害或财产损失;第二,相当因果关系标准。即若医方未违反告知说明义务则不会对患者造成损害后果,若医方违反告知说明义务则通常会产生损害后果。司法裁判中可参考上述因素,发挥因果关系判断的自由裁量权,综合衡量医患双方利益,优化案件审理效果。

  汽车行业助推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了以创新驱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构建。其中,车辆租赁行业自20世纪80年代末引进我国以来,因车辆使用刚性需求的不断增加和租赁方便快捷的优势而得到快速发展。然而,法律问题和纠纷随之而来。为了更好地维系车辆租赁行业交易的稳定性,明晰各主体权责,规范行业秩序,促进行业有序发展。本白皮书结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我院”)2016年至2020年五年间审理的车辆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总结争议特征,分析裁判思路,力图为车辆租赁行业实现更为完善的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2016年至2020年,我院共受理以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的案件共91件(见图一)。从历年收案数来看,2016年3件,2017年15件,2018年8件,2019年24件,2020年41件,整体呈上升态势。尤其是2019年的收案数达到了前一年的3倍之多。车辆租赁行业快速发展引发纠纷激增,纠纷常以群体性案件形式出现。2017年1个群体性案件,共计6个个案,2019年5个群体性案件,共计15个个案,2020年2个群体性案件,共计8个个案。群体性案件的出现与专业车辆租赁公司逐渐形成市场,广泛参与交易有关。

  就当事人主体而言,在91件案件中共有65个案件当事人一方为专业车辆租赁公司。案涉车辆种类繁多,根据动力来源,其中大部分为传统汽油能源汽车,少数案件涉及混合动力汽车和新能源汽车。根据车辆用途,特殊用途的车辆包含用于重型专项作业的汽车起重机、物流用车、出租车和网约车。

  2016年至2020年,我院审理的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以调解或者撤诉结案的案件数量分别为1个、3个、2个、11个和6个,分别占当年案件总量的33.3%、20%、25%、45.8%和14.6%,保持了相对较高的调撤率。改判案件数量相对较少且稳定,2017年、2018年、2019年各1个,2020年4个。判决维持的案件占比五年连续保持在50%左右,其中,2016年为66.7%,2017年为60%,2018年为62.5%,2019年为50%,2020年为46.3%(见图二)。

  除了合同项下的基本纠纷类型外,关于动产使用权的特殊法律关系导致车辆租赁合同纠纷类型多样。根据我院审理情况,特殊类型纠纷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当事人就合同应当定性为车辆租赁合同抑或买卖合同(包含所有权保留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容易产生争议。即使定性为车辆租赁合同,某些案件中,当事人亦会请求确定案涉合同为普通车辆租赁合同或为关于营运车、网约车等与一定行政许可抑或是准入门槛相关的特殊车辆租赁合同(见图三)。关于合同效力,当事人多以转租合同系无权处分、违反营运车强制性效力法规、无权代理以及重大误解为由请求确定车辆租赁合同效力(见图四)。

  该类纠纷中多涉及违约主体的确认,违约行为存在,则守约方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行使单方解除权。在无违约行为的情况下,存在合同缔约方协议解除合同的情形。我院审理的所有案件均判定为单方解除。常见的违约行为有拖欠租金、在车辆租赁合同明确禁止的前提下仍对外转租车辆等(见图五)。

  当车辆租赁合同一方违约,除了会产生一般的与违约金、押金相关的纠纷外,还有如下与车辆租赁密切相关的特殊违约责任纠纷。

  停运损失是否属于赔偿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规定,损害赔偿范围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我院审理的一起纠纷中,案涉合同明确约定车辆不可转租,承租人违约进行转租。后因案外次承租人原因导致车辆被相关部门扣押从而在合同租期届满之时无法返还,出租人向承租人主张扣押期间的停运损失。一审法院认为该停运损失超出了承租人订立合同时可预见的范围。但我院对此予以改判,认为承租人在缔约之时明确知晓转租案涉车辆系违约行为,作为理性的商主体,其应当预见转租行为可对出租人造成停运损失,故承租人应当承担该损失赔偿责任。

  可主张停运损失赔偿的主体。我院审理的一起争议中,违约方主张只有持有合法营运证件的出租人才可主张因承租人违约导致的停运损失。案涉车辆因交通事故的发生和维修,导致承租人于合同租赁期届满之时无法返还车辆于出租人。出租人主张承租人应当按照租金标准支付租期届满至实际返还车辆期间的停运损失。但承租人却抗辩称因出租人未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营运许可,其将车辆对外出租的行为系违法运营,违法运营前提下不可主张停运损失。法院认为法律并未禁止非营运车辆的租赁,出租人可以主张因承租人未及时还车的相关损失。此外,部分争议系关于停运损失是否实际存在以及停运损失是否应当按照双方过错程度承担。

  合同解除后,占有车辆的承租人应当及时将车辆返还于出租人。然而司法实践中,常出现的情形是因承租人继续占有车辆,出租人委托专业拖车公司将车辆拖回,由此会出现拖车费用承担的问题。拖车费用属于出租人的直接损失,且已经实际产生,应当由承租人承担。关于拖车费用金额,当拖车费用明显高于市场价格时,在承租人主张该费用过高的前提下,法院一般会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我院审理多起纠纷中的车辆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如若承租人未及时处理使用车辆过程中产生的交通事故违章处罚,出租人可代为处理,代为处理所产生的费用最终由承租人承担。违章行为处理结果多为罚款和扣分。对于代为处理罚款,当事人合同意思自治应被尊重,出租人代为处理的行为实质上是代承租人向第三人履行金钱之债,最后由承租人承担属于基于合同的债权实现。这种处理方式因与公法处罚的目的不悖而被法院认可。

  然而当处罚措施为扣分时,若依约由出租人代为处理,则会产生出租人通过非法手段进行销分的现象。当出租人就销分支出向承租人主张承担之时,法院不予支持。就我院审理的一起纠纷,承租人在租赁期间累计未处理的扣分达到22分之多。对于出租人主张由承租人承担出租人实际处理22分扣分所产生的费用,我院对一审判决进行了改判。承租人被扣22分,按照相关部门的处罚依据,承租人因存在较高社会危害性的驾驶习惯,应重新进行考试和培训。如将该处罚转化成履行金钱之债进行处理,不具有正当性,且不能产生纠正不良驾驶习惯的处罚后果,会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租赁车辆可能因交通事故出现毁损,严重的甚至会出现灭失。于此情形下,因承租人本应于租期届满时返还原物的义务无法履行,出租人主张由承租人承担车辆毁损的赔偿责任。该种争议下的焦点问题在于确定损失金额。事故发生后,若车辆经过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并且出具相关鉴定评估意见,法院会参照该意见确定车辆毁损赔偿数额。然而在一些纠纷中,车辆未进行评估便直接进行维修,出租人直接按照维修费用金额请求承租人承担赔偿责任。涉诉后,因评估条件不再,维修涉及的全部事项并非与承租人均存在因果关系,此时法院难以确定承租人需具体承担的赔偿数额。对此,人民法院将合理评估车辆于事发之时的实际价值,若维修费用高于实际价值,则维修费用明显超出了合理限度,属于扩大损失,不应由承租人负担。在酌定金额时,应当以车辆购入价格为准,结合车辆的折旧程度、残值等因素综合进行评估。

  因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新型出租车和网约车行业因高效、便捷、个性化而广受欢迎。整合社会零散资源的优势不断吸引各方主体加入运营市场之中。然而,因为涉及一定的行政许可和法定准入门槛而于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中多因法律适用问题产生特殊纠纷类型。

  合法运营出租车、网约车需满足以下法定要求。关于出租车,根据《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五条规定,出租车经营者需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投入运营的车辆需具备道路运输证。根据《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出租车驾驶员需通过从业资格考试获得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关于网约车,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主体需通过行政许可获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需具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需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因合同约定和实际履行情况不相符合,当事人常提出确认合同性质为普通车辆租赁合同抑或是关于出租车、网约车的特殊车辆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承租人将车辆实际用于出租车或网约车运营,但在审判实践中多存在合同文本仅反映成立普通车辆租赁关系。承租人于此前情下主张出租人未提供合法运营的相应执照属于违约。是否承担保证营运合法义务的关键在于确定合同双方是否形成车辆租赁合同涉营运车的合意。就我院审理的几起承租人成功证明合意存在的案件中,承租人通过电话录音或是微信、短信等聊天记录证明双方就营运车相关事宜进行了磋商,出租人明知车辆实际用于营运,并且出租人就具体营运提供了一定的管理和指导。法院基于此认定车辆用于营运的合意形成,违反保障营运合法的义务即构成违约。

  用于出租车、网约车营运的租赁合同订立后,出租车或网约车的新政出台,因实际条件不可满足新政策要求而导致合同无法实际继续履行。我院审理的两起案件中,合同订立之后,《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先后出台,从事出租车和网约车营运的司机按规需具备上海本地户籍。然而承租人客观不具有上海本地户籍,故合同因订立时双方无法预见的政策因素导致无法实际履行,从而只能解除。

  我院审理的相关案件中,交通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缺少相应资质的车辆使用行为处之以扣押驾照、扣押车辆或罚款等处罚。从而导致承租人无法实际继续使用车辆抑或是租期届满后无法按约返还车辆,进而引发违约责任认定以及赔偿范围确定等纠纷产生。

  虽车辆租赁行业在我国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行业发展所配套的制度设计和具体适用却未能及时跟进。我院在车辆租赁合同纠纷审判实践中发现了如下具体问题。

  虽然我院审理的车辆租赁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一方多为专业车辆租赁公司,但缔约方式和合同内容约定并未在车辆租赁行业内规范化。

  专业车辆租赁公司在与承租人订立车辆租赁合同时选择以非书面方式进行缔约,并在租赁关系缔结后有条件的前提下未以书面方式明确各方权责,从而导致因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的纠纷产生。我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车辆租赁合同通过电话订立,约定出租人不仅提供租赁车辆,还提供司机驾驶服务。后因司机承担次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导致承租人受伤。承租人基于电话合同向出租人主张损害赔偿。然而,电话合同仅就主要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虽合同并未细化约定此情形下的责任分担,但根据《合同法》规定,出租人作为承运人应当承担将乘坐人安全送达至约定地点的法定安全送达义务。故法院认定出租人应当承担法定的损害赔偿责任。在当前尚未形成针对车辆租赁关系权利义务专门规范的前提下,只有通过合同明确约定权责归属才可全面保障各方权益,维护交易安全,减少纠纷产生。

  部分合同文本中缺少关于当事人主要权利义务内容的重要条款,包括车辆类型、租赁期限、租金支付、保险购买以及违约责任条款。从而导致合同履行以及违约责任纠纷频发。我院审理的案件中,有因语义不明而无法确定租金结算的方式和时间,从而影响违约责任的认定以及违约金的计算。此外,一起案件中,出租人和承租人前后签订两份内容相近的租赁合同,后合同在出租人未提示说明的情况下删除了出租人为案涉车辆购买商业险的条款,导致在后续的侵权纠纷中,承租人对受害人损失承担了部分赔偿。出租人是否购买商业险条款会显著影响承租人的用车风险,属于重大事项条款,出租人修改时应当保障承租人的知情权,否则有悖诚信原则。

  专业性较高以及新科技的运用使得车辆租赁合同纠纷的某些事实认定需专业鉴定评估机构的介入。在车损发生后及时进行专业鉴定可保障承租人使用车辆行为与车损间因果关系认定的真实性。然而在未经鉴定即维修的情况下,再次鉴定因车辆已被维修而无法进行,违约责任和赔偿范围无法直接评判。

  我院审理的一起纠纷中,合同约定车辆出现机件故障需到出租人指定的汽车维修厂进行修理。出租人自担非人为故障所产生的维修费用,若故障系承租人使用不当造成则由承租人承担相应的维修费用。后车辆发动机出现故障,承租人按约将车辆送至指定修理厂进行维修。就修理费用的承担,出租人主张故障的产生系承租人人为造成,维修费用应由承租人承担。就此出租人需举证证明因果关系成立。维修前未鉴定,故障发动机于诉讼之时已经排除故障,故不具备进行再次鉴定的可能。法院只能通过现有证据形成心证最大可能还原事实。维修厂提供的车辆预检单并未载明发动机故障由承租人不当使用造成,且车辆预检单系由出租人指定修理厂出具,证明力较低。出租人于车辆修理完毕后发送给承租人的配件、材料清单显示的维修金额明显超过车辆预检单,且两份单据载明的维修项目存在不一致。加之,出租人无法提供故障发动机的维修记录。法院认定出租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承租人无需承担维修费用。

  使用车辆为承租人订立车辆租赁合同的根本目的。车辆租赁合同不仅意味着对内合同关系的成立,还会因车辆的使用而与道路交通相关的主体产生一定的法律关系。例如出租车和网约车涉及的行政许可、违反交通法规后的行政处罚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所产生的可针对第三人的侵权责任。故车辆租赁合同的当事人还需遵守合同外相关规范的制约。然而,我院在审判实践中发现为了避免合同之外规范的适用,合同约定会与实际履行存在以下差异。

  涉出租车、网约车车辆租赁合同纠纷审判中发现存在合同内容以普通车辆租赁合同呈现,并未就出租车、网约车的相关事项进行约定,但缔约方却按照出租车、网约车使用标准履行合同。相关规定对出租车和网约车运营的开展从营运主体、营运车辆、驾驶司机三个方面设定了行政许可制度,以保障该行业的安全有序发展。不少专业车辆租赁公司在未取得营运证件抑或是驾驶者未取得特殊驾驶资格的前提下,通过订立普通合同的方式来规避法定责任的承担。此种订立合同的行为,加大了租赁关系内部纠纷产生的概率,例如承租人会以出租人无相应营运执照为自己逾期交纳租金进行抗辩。就车辆租赁行业,此种合同的订立助长了通过签订普通合同以规避风险的不良风气,甚至可能出现无营运资质的出租人和无驾驶资质的承租人串通进行非法营运的现象。此外,行政执法压力会因之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滋生。

  我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车辆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案涉车辆用于网约车运营,但车辆租赁公司实际上将无营运执照的车辆交付于承租人使用。后承租人因证照缺少而被行政处罚。承租人主张出租人违约,出租人以公司采用格式合同为由,主张营运车和非营运车均采用同种合同文本,只有专门勾选了营运车的合同才适用营运车条款从而由出租人承担保证相应证照齐全的义务,而案涉合同并未进行勾选。在格式条款可产生多种解释结果的前提下,法院采取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方法,从而判定出租人承担合同项下的营运车条款义务。

  我院审理的大多数案件中的合同明确约定出租人可代为处理承租人使用车辆期间产生的包含扣分在内的违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实行累积记分制度,记分周期为12个月。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到12分,所处罚款已经缴纳的,记分予以清除;记分虽未达到12分,但尚有罚款未缴纳的,记分转入下一记分周期。在一个记分周期内记分达到12分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其机动车驾驶证,该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按照规定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并接受考试。考试合格的,记分予以清除,发还机动车驾驶证;考试不合格的,继续参加学习和考试。然而,扣分代为处理往往涉及黄牛销分,承租人可以以支付金钱为对价,免除其因违章驾驶本可能承受的法律规制。因此承租人在驾驶租赁车辆时的规则遵守意识下降。该种约定系对公法处罚目的的漠视,不利于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当前审判实践中涌现的缺少相应资质的网约车租赁合同纠纷,起因多源于相关监管部门查处了非法营运。租赁双方多以订立普通租赁合同为外衣掩盖非法从事网约车运营的事实。只单薄地通过监管部门的事后监督对违法运营进行查处,无法根治网约车行业乱象。我国当前只就网约车的行政许可资格和准入门槛进行了规范。尚未形成完善的网约车监管体系所带来的弊端正逐步显现。网约车平台掌控着网约车得以有效营运的技术基础,控制着交易和信息。经营方、营运车辆及司机是否具有相应资质的具体信息均可由网约车平台于用户注册时掌握,应充分发挥网约车平台信息收集、汇总的技术优势,利用大数据实时分析、监控,建立信息共享、联合监督的合作模式。将监督介入的时间由合同履行时提前到车辆投入营运时。

  建议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等相关组织制定和完善车辆租赁行业规则和标准,规范车辆租赁行为。出台涉各类用途车辆租赁合同示范文本。为了创造更为优良的营商环境,减少行业乱象,应加强对车辆租赁行业违规行为和不诚信行为的监督,例如出租人利用黄牛代为处理承租人扣分处罚行为,从事非法营运行为等。建立诚信黑名单并向社会披露,方便租赁车辆需求者谨慎选择缔约对象和具体车辆。扩大投诉渠道,创造便捷放心的车辆租赁环境。重视车辆鉴定技术的发展,充分发挥评估鉴定机构在车辆租赁纠纷中查明案件事实的作用。

  承租人选择专业车辆租赁公司缔约时,尤其在租赁车辆用于营运时,应当尽量选择拥有相关资质、信誉良好的公司。尽量采取订立书面合同方式进行缔约。在订立车辆租赁合同时,应当充分磋商,认真审阅合同内容,明确可预见情形下的权责归属。租赁车辆用于营运的应当在合同中载明该使用目的并明确规定出租人提供相应证照的义务。发现免除出租方义务或排除承租人权利的格式条款,应当及时提出异议。对于重要条款的约定应保证语义明确。在提车时,应当注意检查车辆细节。遇到交通事故后,在维修前有条件的先对车辆损失进行专业评估,明确车辆使用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维修过程中形成的相关维修细则文件注意保存。

  审判中发现,车辆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对相关配套法律的更新了解不足,对于风险的预判能力缺乏,从而对合同订立的法律后果无合理预期,致使纠纷多发。因此车辆租赁合同当事人应当加强对相关法律政策的学习,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实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例如,充分了解最新关于营运车资质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加大对涉车辆租赁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宣传力度,采用多样化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创新科技,增强潜在车辆租赁需求者的法律意识,明确权利义务范围和维权途径。尽量避免因政策变更而使得合同目的落空甚至非故意违规行为的产生。从而从源头处减少车辆租赁合同纠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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